【置顶】 【转载】 黄光裕案层层剥开,哪些高官盼黄光裕早死!!


《黄光裕真相:欲望驱逐下的首富困境》经济日报出版社作者:李德林、尹锋

  20世纪80年代,紧邻黄光裕老家凤壶村的贵屿镇兴起了收买废旧电器的行业。当时很多人将从国外买回来的废旧电器进行修理组装,然后再出售,赚了很多钱。当时只有十几岁的黄光裕也跟着哥哥黄俊钦一起做起了转售旧电器的生意。在黄俊钦带领下,兄弟俩身揣母亲东拼西凑借来的4000元钱,从家乡北上,到内蒙古一带做生意。刚开始做的是倒卖小电器的生意,两人背着大旅行袋,里面装满了收音机、电子表之类的东西。那时做这种生意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倒卖电子商品是违法行为,所以他们的母亲在家里成天提心吊胆,生怕两个儿子出事。

  不幸的是,担忧后来变成了事实——黄俊钦不久便出事了。那次是在呼和浩特,黄俊钦和另外一个人带了1000多块钱的货过去卖。也很凑巧,另外一个伙伴那天突然得了急性肠炎,跑去医院看病,结果警察把黄俊钦一个人给逮住了。警察指着那堆东西问黄俊钦这些货是谁的,黄俊钦沉默了片刻,然后承认是自己的。后来东西被没收了,人也被扣押起来。

  事情过去以后,黄氏兄弟和一个曾帮助过他们的朋友开始合伙做生意,办了一个无线电工厂,专门生产扩音器之类的产品,两三年下来,赚了不少钱,家里条件也慢慢好了起来。但后来兄弟俩觉得不太适合搞产品的生产、开发,认为自己更适合从事商品流通领域的生意,于是便来到了北京发展。

  1986年,19岁的黄俊钦和17岁的黄光裕连贷带借共筹集了3万元,在北京前门的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盘下了一个100平方米名叫“国美”的门面,主要做服装生意。1987年1月1日,兄弟俩将国美服装店更名为国美电器店,正式走上了家电零售业。

  道路是曲折的,也是辛酸的。

  坐上中国首富宝座的黄光裕摸着光溜溜的头,右腿盘在左腿上侃侃而谈: “当时进入北京的时候,想去找旅馆,花了5毛钱住进一个地下旅馆,结果却花了1块钱让一个三轮车拉我去找那个旅馆,找了半天才找到。后来我明白了,那三轮车夫故意绕了一大圈,从北京站绕到东四,完了再往回走。第二天醒来,走出旅馆一看,发现眼前就是北京站。当时我就感觉头大,走来走去都是在北京站周围转。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恒基中心这一片,老的地方就是一些小摊位。我在那儿转了半天,最后也没搞清楚哪儿是商业区,应该怎么去做买卖。就这么一直转到下午两三点。就在我站在栏杆旁看北京站时,有个人走了过来,问我要不要拍一张照片……”

  黄光裕在北京的第一张照片就是这样留下的。潮汕的毛头小子在被北京三轮车师傅一番戏耍之后,开始了自己的商业征途。

  黄光裕兄弟俩当初为什么放弃卖服装转而卖电器呢?没什么文化的黄光裕在发家之后用消费逻辑学忽悠记者道:“当时很多人看中了家用电器作为‘大件’在人们消费生活中的发展潜力,那时我也琢磨过做食品生意,但当时人们的消费水平没达到那个程度;做服装生意,有面料、季节性的讲究,我也不太懂,而家电相对比较定型,我觉得自己做起来还比较合适。而且当时家电是有货不愁卖,就看你能不能进到货。”

  在黄氏兄弟起步阶段有两个问题值得怀疑。第一个问题:3万元的贷款是如何获得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才不过七八年的时间,国民财富积累还未进入“万元户”时代,因此,在1986年,3万元贷款的份量相当于现在300万的贷款。刚到北京的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人脉和资源,况且还因为投机倒把进过警局,对于这样有前科记录又没信誉保证的人来说,银行应该相当警惕的。那么,在北京立足未稳的黄氏兄弟是如何获得这笔巨额资金的呢?

  后来黄光裕对于这笔钱有过一次表态,称用于投资珠市口店的十几万元钱来自“在内蒙古做贸易”和“在北京最初半年做生意”产生的利润积累,但他并未就其中的贷款部分做出明确解释。

  第二个问题:黄光裕开门做生意,货源从哪儿来?那个时候家电还处于供销阶段,黄光裕的货从何而来?黄光裕好像不无得意的就是自己能拿到很好的货品:“家电生意较服装生意好做的原因在于货源。”广东作为中国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地区,在这一时期,各类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其中包括电子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的建立。另外,该地区的走私现象很严重。如果说没有配额,黄光裕的货品应该大量来自广东。那个时候广东的家电并非全国重点生产基地,国美的第一桶金,应该靠的是贩卖走私家电。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口家电门槛很高,一些走私家电产品便乘虚而入。一些大型国营商店大多不敢接这种“来路不明”的样货,这便成全了一批门面不大的家电零售店。

  对于国美电器走私的说法,黄光裕曾火冒三丈地反驳:“我所卖的家电产品都是具有正规手续的,包括供货方提供的发票。没有去走私,也没有从走私者那儿进货。作为一个零售企业,国美电器没必要去调查供货方,甚至供货方的供货方他们的货物是哪儿来的,当时几乎所有家电商店,包括国营商店都大量在卖进口家电。”

  黄光裕的原始资本积累其实早在广东潮汕就已经开始,他曾经坦承过,“拉单”生意究竟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走私”目前谁都不好说。但他没有解释什么叫“拉单”。广东那边最早的行话,“拉单”跟走私的意思差不多。所以黄光裕在北京创业初期,其大批量运作的进口家电销售,无论如何是具备某些灰色基调的。

  黄光裕并不排除他进的货中有经过非正规进口渠道进来后被政府进行课税处理从而合法化的货物。他曾称,这些情况包括海关罚没的走私品,以及一些华侨或出国人员在政策允许情况下带回国内后转让出去的家电产品。当时北京的东单和大栅栏有两个华侨收购站,那里收缴的大量电子货物都被黄光裕接下了。

  但是黄光裕进货的主流渠道应该还是来自广州、番禺一带专门从海上“接货”再加价批发出去的走私者。手续及发票造假在那时对这些走私者来说并非难事。在最热闹的时候,黄光裕对于自己的身世很是在意,甚至不止一次站出来严厉驳斥他人对他早年创业的走私怀疑,并且不承认国美电器曾到广州、番禺去进过货。甚至说:“国美电器从不到北京以外的地区进货,那样物流成本及经营风险太大。”不过,黄光裕很快就遇到一个尴尬:有人发现黄光裕的供应商里有番禺人。

  水货的成本低廉让黄光裕哥俩有了跟大商场血拼的本钱,他们在北京市场采取低价策略,很快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公司实力逐步壮大后,黄光裕开始利用在报纸上打广告招揽客户,成效显著。最为人称道的是其在《北京晚报》中缝打起“买电器到国美”的广告,并每周刊登各种电器的价格。当时在报纸中缝做广告尚属创举,因此每次只收800元广告费。很少的广告投入为国美吸引来了大量购买便宜电器的顾客。后来黄光裕说服厂家与国美电器联合起来在报纸上打广告,因为这样既可以告诉消费者产品的实际情况,又可以告诉消费者去哪里购买这些产品,同时可以减少厂家的广告开支。一种厂家和商家联合做广告的新模式就此诞生。其后,黄光裕又说服厂家将样品赠予国美店做样品展示,并开设相应的产品专柜,这也成为后来家电卖场的标准模式。

  可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黄光裕一直在漂洗自己的身世,希望以一个清白的商业新星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商场。通过一系列创新,国美电器迅速壮大,黄光裕的形象也得以洗白,但这并不能让其完全摆脱早年靠走私创业的嫌疑。事情终究还是没有按照黄光裕的设想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期,黄光裕有一次因走私和偷税被关了半年。

2、骗贷

 如果说走私、投机倒把是特定年代的产物,那么20世纪90年代末,从银行骗取巨额贷款,然后向境外转移,则只有黄氏兄弟二人才有这个胆量。

  2006年国庆节前,公安部启动了对黄俊钦私人所有的新恒基系的立案调查,曾经效力于黄氏兄弟的新恒基系最高层于星旺等人也被逮捕。

  2006年11月1日,黄俊钦私人所有的新恒基系全部资产被查封,银监会参与摸查新恒基系及黄光裕所控鹏润系的整体银行贷款和负债,起因是黄俊钦早年贷款方面存在严重违规操作,黄光裕也被一起调查。

  1993年,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分家,哥哥转向房地产业,建立了新恒基系,在京城及东北拥有数栋著名的大厦;弟弟则独自经营鹏润系,国美电器、鹏润地产构成其主要资产。

  1997年,黄俊钦以北京静安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向中国银行北京支行贷款1.6亿元人民币及1027万美元。静安物业的实际控制人为黄俊钦。

  公开资料显示,静安公司由外资身份的静安物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下称静安控股)和北京一家国企持有,外资持股六成,公司拥有北京市北三环东路静安中心地块。1995年前后,京城房地产不景气,静安地块无力动工,外方股东有意转手。约在1994年,实际由黄俊钦私人所有的北京新恒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下称新恒基)挂靠在了北京首都创业集团名下,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1995年,黄俊钦等人以首创集团下属新恒基公司名义,与静安控股董事长邓南威接触,有意接盘静安控股全部股份。为维持该项目的合资性质,交易改由境外注册的香港捷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香港捷成)接盘。当年6月,双方签约,邓南威与另一名股东梁湖南将静安控股100%股权转让香港捷成,作价1800余万美元。捷成国际实际控制人为黄俊钦。

  那个时候,黄俊钦手头并无资金,他只是承诺先进场施工,自找建设资金。双方约定在静安中心大厦建成后,黄俊钦以相应楼宇面积折抵股价款,再办理静安控股的股权过户。

  1995年下半年,静安中心破土动工,但资金很快告急,黄俊钦等人开始寻求银行贷款。1997年,黄俊钦和于星旺等人伪造静安公司执照、董事会决议及法定代表人邓南威的签名,以静安公司名义向北京中行申请贷款。当年贷款5笔,总计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贷款安排人正是时任北京中行行长的牛忠光。上述贷款主要转入香港捷成账户,后者再以投资款名义注入静安公司,另有一部分转入私人账户。

  这件事情直到1998年底,静安公司的实际大股东邓南威、梁湖南二人方才知晓,这两名加拿大籍华人屡屡上告未果。翌年,同样在北京中行内部人员协助下,黄俊钦等人将上述几笔贷款的借贷人变更为新恒基。大力给予方便的银行内部人士也是当时的中行北京分行行长牛忠光。

  出生于1942年的牛忠光现已退休,他曾任中行北京分行信贷处处长、行长,中国银行总行董事,并曾于1999年负责筹办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牛忠光在金融界浸淫40年,人脉熟稔,颇有神通。

  黄俊钦是通过北京女商人雷瑛与牛忠光结识的。雷瑛在北京开有多家公司,与牛忠光过从甚密,牛忠光对雷瑛的生意频频关照,这在北京中行内部是公开的秘密。2006年国庆前夕,雷瑛与牛忠光相继被捕。

  1998年初,静安中心尚未竣工,黄俊钦等人故伎重演,再次采取篡改静安公司营业执照中法定代表人的手段,伪造预售契约,将正在建设的静安中心首层、二层共计2237平方米的楼面赠予雷瑛全资持有的香港中怡集团有限公司。而雷瑛很快就以中怡集团的名义,将上述两层楼面作价1.17亿元租赁给北京中行,用做中行静安支行的营业场地,租期50年。这一昂贵的租价,相当于每平方米5万余元,高出当时的楼价数倍。尽管静安中心远未竣工,但双方租期却从1998年就开始了,北京分行分数笔将1.17亿元租金悉数付给中怡集团。事实上,中行静安支行迟至2003年才搬进静安中心办公。

  1999年下半年,静安中心落成,但黄俊钦迟迟不按约定向外方股东交付楼面。尽管静安公司股权因此不能交割,但黄俊钦事实上控制了这家公司,宛如主人身份主持楼宇的租售业务。

  直至2005年末,黄俊钦才向邓南威、梁湖南两位股东支付1500万美元,将静安控股股权过户至自己名下。

  另一方面,新恒基在开发静安中心时对中行北京分行欠下的近亿元贷款也迟迟不归还。与此同时,黄俊钦兄弟利用与牛忠光等人的关系,以不同公司名义继续向这家银行贷款。在1997—2001年间,上述贷款总额接近10亿元,其中4亿余元一直没有还本付息。

  黄俊钦利用与中行北京分行的关系,顺利实现了自己开发房地产的第一桶金。而弟弟黄光裕与中行北京分行则另有一番渊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尚不足30岁的黄光裕结识了中行北京分行的年轻女职员杜鹃。杜鹃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当时是中行北京分行的放贷专员,黄光裕那时候贷款还是要亲自去银行拜码头的,一来二去,两人相识。杜鹃于1999年前后从中行辞职,之后为黄光裕打理在香港的业务,长期担任上市公司国美电器(0493.HK)执行董事。

  没有人能说得清黄光裕追求杜鹃是出于真爱还是看上了杜鹃手中的放贷权力,不管怎样,黄光裕的财富足以吸引任何一个女人。后来的事实证明,黄光裕在个人感情上的投资是成功的,因为,即便是在1998年牛忠光调离北京分行之后,黄光裕名下的地产项目鹏润家园也在北京分行获得了逾3亿元的按揭贷款。这其中,能说没有杜鹃的功劳吗?

  说到房屋按揭,这本是银行针对购房者提供的一种放贷形式,但却被中国的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利用得很彻底。

  房屋按揭,从业务关系上说仅限于购房人与银行之间,与房产商无关。而在中国的操作中,由于最终投资者的缺失,使得本来以经纪人出现的房产商则成为按揭法律关系中的主角之一。银行往往只看到房产商跟业主签订的购房合约,有一个业主身份证复印件就可以由房产商代办手续,而不需业主个人在场。这种行权的便利,为房产商作假按揭大开绿灯。假按揭屡见不鲜,以至于成为前些年房产商普遍采取的一种融资形式。当然,在房产商的诸多融资利器中,这还不算最出格的。

  经营电器起家的黄光裕在1996年前后涉足房地产,成立北京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他在京城开发的第一个楼盘是鹏润家园,该项目于1997年动工,由于资金紧缺,黄光裕一度欲将手中十余家国美电器连锁店尽数出手,以投入鹏润家园开发,但最终无果。

  1999年,鹏润家园首期竣工发售,因户型设计偏大而销售缓慢,严重影响资金回笼投入后续开发。为此,黄光裕与中行北京分行内部人员谋定,以挪借来的大批身份证办理虚假个人按揭贷款,从中行北京分行贷出3亿余元。同时,黄将鹏润家园部分后续工程转手某合作者开发经营,由后者负责偿还虚假个人按揭。之前贷出的3亿余元现金,则由黄光裕转做他用。

  当年参与贷款者,包括时任北京分行副行长李宝光、零售业务处副处长徐维联。后来,徐维联因卷入北京森豪公寓的虚假房贷案,于2006年7月在京受审。

  其后,鹏润国美集团发表声明,称“鹏润地产出售住宅给第三方,由第三方办理的住房按揭业务受到相关部门调查。我方作为该笔按揭的信用担保方,对此笔业务审核不严,将视调查结果依法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2001年,同样在中行北京分行内部人员的安排下,一家担保公司连续从北京中行获取汽车贷款,至2004年,三年累积车贷金额高达4亿元。参与调查者称,这家担保公司事实上由黄光裕控制,从中行北京分行历年对黄俊钦兄弟的贷款也可以看出,兄弟二人从来都是假借其他公司的名义从中行北京分行贷款。

  与鹏润家园当年制造虚假房贷相似,以车贷名义借出的4亿元现金被迅速转移。之后不久,作为贷款主体的担保公司则被转予他人,但事后的调查表明,接盘人对担保公司4亿元车贷的或有债务毫不知情。截止到2006年有关部门调查黄氏兄弟时,其中2亿元到期车贷已经偿还,另有2亿元尚未到期,仍然挂在中行北京分行贷款科目下。

  黄俊钦、黄光裕兄弟早年创业期间向中行北京分行的违规贷款,和其后以租房形式向中行北京分行套取的逾亿元租金,以及之后的虚假房贷和车贷,总计达到13亿元。这些贷款构成中行北京分行案的核心案由,而资金的最终去向至今尚未调查清楚。

  我从参与调查的人那里得知,对这13亿元资金去向的调查难度颇大。因为贷款大多以看似毫不相关的公司名义贷出,贷款用途也大多含混,其中更有大笔的无抵押贷款。这些贷款在鹏润系和新恒基系的庞大网络中频繁调转,光是一个鹏润,就开立了上百个账户,查账就像走迷宫。

  初步调查显示,有部分资金被打入众多证券账户,更多的资金被转出境外。2004年中国银行启动股份制改造,开始大量剥离不良贷款,此时北京中行才开始落实上述问题贷款的真实债务主体。

  2004年6月,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一齐参与了由央行及财政部主持的竞标,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以账面资产50%的名义价格,竞得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总计2787亿元不良贷款。

  此前,在中行北京分行的不良资产剥离中,将黄俊钦兄弟历年来以其他公司名义贷出的部分贷款明确至鹏润和新恒基系公司的名下,列为可疑类资产。这部分贷款总计4亿余元,随中国银行的整个不良资产包出售给信达,以账面资产23%计价。

  2005年,信达曾将上述4亿余元不良贷款单独打包出售。四家竞标者中,有两家公司与黄俊钦兄弟密切相关,有消息说其法定代表人均为其母亲。其中一家公司以账面资产40%的价格中标,据称中标价与标底相差无几。然而就在交易手续接近办妥之时,银监会予以否决。

  2008年5月,信达再次公开招标出售北京地区不良资产包,在其中一个账面资产总计15.28亿元的资产包中,再次包含了上述 4 亿余元不良贷款。信达还在公告中直陈“以某一从事房地产开发和商业零售业的企业集团债权为主”。

  这4亿余元可疑类贷款既无授信,也无明确抵押物,贷款用途不详,长年不能收回。一般人根本不敢接,能接的人只有黄俊钦兄弟。一旦他们以4折价顺利购回这个资产包,就等于用1个多亿抹平了4个多亿的问题贷款,不会再被追债了。

  1993年黄俊钦兄弟分家时,无论是新恒基还是国美,都远未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1993年后,黄俊钦开始倾力投入房地产业,之后几年,在北京先后建成鹏润大厦、静安中心,以及新恒基大厦。其间,时时可遇早期民营资本介入房地产开发时面临的诸多障碍,并经历着严重的资金缺血。兄弟二人在鹏润大厦建设时期曾发生激烈争执,一度反目。鹏润大厦系黄俊钦所建,黄光裕购买其中部分,但迟迟未向哥哥支付楼款。据说黄光裕当时手头非常艰难,而黄俊钦也很缺钱。

  国美电器1999年走出京城,在天津、上海、河北等地建连锁店。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数据,国美电器2001年跻身“中国连锁百强”第六名,2006年底在全国拥有84家门店,销售收入逾60亿元。在外界眼里,黄光裕兄弟的黄金时代正是始自2001年前后。这段时间,京城房地产方兴未艾,兄弟二人都不断购置地块。

  “我们发现,黄俊钦兄弟从中行北京分行贷出的10多亿元资金,绝大多数已陆续通过建成的房地产项目回笼,但他们还是长期不还。”参与调查者指出,“这些资金大量转出境外,很可能被用于炒股和炒期货,或用做其他投资。”

  2001年中,黄光裕将北京鹏润大厦内的三间物业置入香港公司京华自动化(0493.HK),获得1200万港元现金及上市公司13.4%的股份。次年,再以现金1.35亿港元认购京华自动化配售股份,之后经少量减持,持股上市公司74.5%,并将公司更名为中国鹏润。

  同样在2002年,黄光裕控制下的上市公司中国鹏润收购位于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北里的一处地块,宣称公司将转向物业开发及经营。此举表明,这一时期黄光裕在港上市的目标还是着眼于内地房地产的融资和开发。

  借壳上市需要大笔资金,而借壳之初,公司在香港市场并无融资能力。正是在此时,黄光裕透过一家担保公司从中行北京分行陆续贷出4亿余元汽车贷款。“这些贷款非常零碎,很多都是100多万元一笔。”知情人透露,“做车贷非常麻烦,但他仍然以零敲碎打的方式,三年时间里共贷出4个多亿,这些钱大多数流向境外,反映出当时他在境外急需用钱。”

  即便如此,资金的缺口仍然远远超出供给。毕竟套现是有限的,事实上为了维持股价,黄光裕还需时常购入国美电器股份来托市。另一方面,套现资金被迅速用于国内房地产开发和国美电器在全国的扩张,但是钱永远都不够用。

  同样在颠峰期的2004年,无论国美电器还是鹏润地产,都开始了急遽扩张。截至2006年中,国美电器半年报宣称,包括非上市部分在内的国美电器专卖店已达558家,遍布全国168座城市。其中,隶属上市公司的专卖店总计338家,当年上半年销售额为121.68亿元,创造净利润3.45亿元。

  2007年1月16日,国美电器在香港联交所发布公告声明,公安部针对黄光裕及其间接持有的鹏润房地产公司的协助调查已经正式撤消。就如一位接近调查组的人员所称,“要综合考虑社会效应、经济效应和法律效应。”这一次,黄光裕安然脱险。

  黄光裕后来就此事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这一切不过是商务法律纠纷,最后相关贷款已经结清。

  较为普遍的说法是黄光裕最终从香港调来巨额资金,弥补了贷款窟窿,并交纳上亿元的逃税罚款。在平息这一事件的过程中,黄光裕在调取资金时涉嫌非法换汇,而此行为亦被有关部门发现。更重要的是,黄光裕从此进入公安部门视野。由于其贷款创富中的种种情节并未受到法律处置,从而为后来进一步调查埋下了伏笔。

3、黑金铺路

 从1987年在北京贷到第一笔3万元贷款,到后来的20多年间,黄光裕编织了一张通往权贵高层的黑金网络。使他无论是在银行贷款、境外上市、资本运作,还是摆脱司法制裁方面都能游刃有余。凭借头上的保护伞,黄氏兄弟涉嫌多项犯罪,仅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就有涉嫌骗贷、诈骗、套汇操纵股票、侵占股东利益、虚假文件、偷税漏税及扰乱金融市场等。

 

  黄光裕是如何编织这个权力网的呢?

  黄光裕的核心人际圈有一定的地域特色,他非常喜欢结交潮汕背景人士,其中包括帮助其香港上市的詹培忠、一起重组中关村的“粤文音像”老总许钟民、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

  在中国各地商帮里,潮汕商人和温州商人以善于抱团著称。在北京经商的潮汕商人会定期举行活动,通过各种活动,黄光裕与潮汕同乡建立起广泛的关系网。2004年,黄光裕坐上中国首富位置后,他的势力触角开始向高层渗透。

  许钟民是诸多同乡中与黄光裕保持最紧密合作关系的人,他是国内最大的唱片公司——京文唱片公司的总经理,同时又是京城高端粤菜餐馆“潮好味”的老板,在演艺圈和餐饮业人脉深厚。这两个行业的特殊性已基本为社会各界所认知,美女、帅哥如云,又有美食相伴,许钟民利用演艺圈的美女和餐饮业的美食拉拢了一帮高层官员,这其中就有因太平洋证券违规上市被双规的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等人。

  黄光裕应该是在许钟民提供的这个平台上搭上王益与黄松有的,他认为结交高官就能为自己撑起一顶保护伞,而伞越大,自己就越安全。

  凭借许钟民和王益的关系,黄光裕在内地资本市场叱咤风云,所向披靡。后来重组中关村,许钟民拉黄光裕一起参与,黄光裕无疑也看中了许钟民的关系网。

  凭借许钟民的这条关系,2006年,黄光裕因为中行骗贷案被有关部门拉进去又放出来。

  2006年黄光裕曾通过买通法院系统相关人士,为自己当年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骗贷4.89亿元人民币,全额被非法转移到个人账户,另有一笔13亿元的违规贷款开脱,最终,法院判中国银行追款上诉败诉。

  2008年,中央高层掀起反腐风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一系列反腐行为,黄松有大法官落马,黄光裕头顶的保护伞被划开一道口子。

  熟悉黄光裕的人多称许其精明、大胆、顽强,而且为其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的超强精力所折服,但同时也对其“路子野、下手黑”的作风存有疑忌。

  除了黄松有,政法系统被黄光裕腐蚀拉拢的还有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侦查局局长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队长相怀珠等。

  郑少东是广东潮阳人,与黄光裕是同乡。在广东省公安厅,郑少东历任刑警总队副总队长、刑侦局局长、常务副厅长,后调任公安部任经侦局长。2005年4月,晋升为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郑少东是一级警监警衔,在公安部警号为000010。

  2009年1月12日,在位于北京天安门斜对面的中国公安部行政大楼里,郑少东被中纪委带走并宣布“双规”。控制郑少东的过程,远不如郑少东当年追捕张子强复杂。郑少东当时仍在正常办公,突然被数名纪检干部拦住,他的一些前同事被要求控制局面。现场并无任何过激行为,唯有郑少东一脸的尴尬与失措。

  1998年1月,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长的郑少东曾坐镇广州抓捕“世纪贼王”张子强,战功显赫,随即被提为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

  郑少东除了侦破张子强特大暴力犯罪团伙案,还侦破了包括“东星轮”千万港元大劫案、“长胜轮”特大海上抢劫杀人案等重大刑事案件。正是因为“东星轮”、“长胜轮”两起大案,郑少东在赌界及海运界积蓄了大量的人脉,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港澳赌业重要人物连超。

  相怀珠1964年6月生于山东沂蒙,早年一直在山东从警,任山东省公安厅经侦总队队长、副巡视员(副厅级),2007年调任公安部,在经侦局为排名第三的副局长,警号为 000021。自2003年起,公安部经侦局同时又挂了另一个牌子——证券犯罪侦查局,相怀珠同时兼任证券犯罪侦查局北京直属总队队长。证券犯罪侦查局的职能主要包括调查、汇集、研究、分析并制定全国经济犯罪的对策、方针、措施和规划;掌握全国特大经济犯罪案件的侦破以及其他重大经济犯罪活动情况;承办中共中央、国务院依法交办的经济犯罪案件。2006年震惊中外的上海社保案及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的主体侦查即由公安部经侦局办理。

  相怀珠早年的主要功绩是查处“东方电子案”——全国关注的证券索赔第一案。那时相怀珠担任专案组副组长。

  1997年1月,“东方电子”上市后股价持续攀高,最高价达每股60多元。在2001年,检察机关查明烟台东方电子资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隋元柏等人在1997年至2001年8月期间伪造公司业绩,指使公司财务人员炒作,将大部分股市收益用于虚增主营业务收入。相怀珠提出了整体认定的思路:刨去整个大盘的涨跌幅后,用科学的方法计算出由于虚假财会报告引起的东方电子股票市值总体缩水,认定为“重大损失”和“严重后果”。这一观点以及由此认定的结果不但得到了公安部的首肯,在随后的法定程序中也为检察机关和法院所采信。

  2007年相怀珠借调至北京公安部,上任即主办“问题首富”黄光裕违规贷款案。后来黄光裕脱险,作为侦办人的相怀珠获益匪浅,并从此充当其大案线人,行走于“无间”大道。

  随着郑少东和相怀珠被抓,涉及到公安系统内部的上海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广东省公安厅及辽宁省公安厅也各有一名局级干部落案,这些警界要员都曾为黄光裕在洗钱、走私及获悉内部情报等方面提供过帮助。

  郑少东与黄光裕、许钟民同一籍贯,而1964年出生的相怀珠和1965年出生的张玉栋来自于同一个地方,且都从事法律工作,张玉栋又是黄光裕身边主要的谋士,这两层关系网除了乡情,离不开金钱的维系。

  现在可以看出,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玉栋与许钟民都是黄光裕人脉关系网的重要节点,一个串联起潮汕籍势力,一个串联起山东籍、北大系势力。

  黄光裕与张玉栋的关系很铁,在国美电器海外上市过程中,黄光裕被怀疑通过张玉栋向郭京毅行贿。国美整体上市时黄光裕将持有的35%非上市国美电器股权注入上市公司不符合有关规定,后来得以顺利批准很可能与行贿有关。另外,当年国美能否以红筹股的身份在香港上市完全取决于商务部,国美想方设法对商务部相关人士多次公关,才算通过。

  同国美合作过的资本运作专业人士十分认同黄光裕在业内的公关能力。在投行业内,红筹海外上市被喻为“三堂会审”,即一个案子要获得商务部的审批至少需要拿到商务部综合司、外资司、条法司三家的批文。张玉栋圈子里的一个熟人曾经告诉我,“外资企业境内并购主要就是审批,审批过了什么都好操作。对于我们投行而言,和这三个部门打交道实在困难。一般情况下,在申报文件出现问题或者无法通过的情况下,就需要客户出面了。”

  2004年,凭借国美电器登陆香港资本市场,黄光裕成为中国内地首富,从那以后,国美在相关部门获得批文相对之前要容易很多,很多专业投行人士有无法解决的策、条文方面的问题就会跟黄光裕团队联系,然后由他们负责公关。在黄光裕的关系网中,很多高级别的官员、资深专家都是他的好朋友。

  黄光裕在2006年被有关部门调查之际,通过买通商务部有关官员,出具对他经济犯罪调查撤销的假证明。随着郭京毅窝案被揭发,黄光裕在商务部系统的保护伞也被打掉。准确地说,郭京毅被抓不是受张玉栋牵连,事实刚好相反,张玉栋是因为郭京毅被抓。

  在金融系统内,黄光裕也曾编织了一张复杂的关系网,但经过2006年有关部门的一轮“外科手术”,黄光裕在金融系统中最通畅的关系网已经崩溃。标志就是2006年底中国银行总行董事牛忠光被抓。不知道随着黄光裕案的深入,到底还有多少大鱼将浮出水面。

  黄光裕重组中关村科技的过程中令许多“浮游生物”、“食腐动物”们大享其美味,它背后的J方势力强悍、凶猛。这里面的关键人物是原中关村掌门人段永基。段永基在中国资本界摸爬滚打多年,又兼具在京城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柳传志齐名,是中国最早一批,也是实力最强的老一代企业家,实力相当雄厚。

  2001年,段永基就曾与珠海国利、北京华经信息等企业一起竞购重庆国信,其中珠海国利实力雄厚,但其背景到底有多深难以获悉。北京华经信息也是实力雄厚的企业,它所推荐参与竞购的代表翁振杰当时是中关村科技副总经理。1997年12月至1999年9月,翁振杰在中国凯利实业有限公司工作,出任财务部副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

  在我深入调查黄光裕案的过程中,发现有一笔神秘的靠山资金交由黄光裕运作,从中关村科技重组中套利,到什么级别才能不受限制地调动如此巨额资金?从这里也可窥见黄光裕的关系网到底有多深。


4、赌博


 黄光裕全部的事业包括四个部分,但到目前为止他公开对外表露过的行业仅为家电零售、地产和金融,还有一个行业的身影始终扑朔迷离。黄光裕曾表示,他有一些“大宗交易”在进行,从1986年他涉足商业以来,这样的“大宗交易”机会就一直存在,但是这些“大宗交易”具体指什么他却并不愿透露,只表示都是一些临时性的买卖,没有一个常规性的部门来运作。

  “我做企业都十几年了,认识不少朋友,总会面临一些交易的机会,有时就会有朋友找到你,问你愿不愿做某一笔交易。商者无域嘛,有钱可赚,我又做得起,为什么不做呢?”但黄光裕否认这些交易可能涉及非法。

  黄光裕曾经一度涉足期货和证券市场。 2003年11月,中国鹏润公司总经理李永生透露,公司以作价少于300万元购入香港证券买卖以及期货买卖牌照,并计划开设证券公司,此举也是配合母公司发展国内证券业务。尽管当时香港证券业经营情况不景气,但由于牌照作价便宜以及相信香港证券市场会好转,所以他并不担心证券业务生存空间小。本地合格机构投资者(QDII)出台后,公司的证券业务将主要针对内地个别投资者和机构性投资者。

  2005年,黄光裕突然将期货公司和证券公司全部出售,国美电器为此进行了公告:鹏润期货转让价格为1610万港元,鹏润证券转让价格为3590万港元,总转让价格为5200万港元。当时对外的公开说法是,国美电器将中止一切非电器类业务。但我听到国美内部人士传言,黄光裕因为期货一下亏掉40亿元,急得头发都掉光了。

  另外,黄光裕在鹏润大厦设置了洗钱套汇中心,多年来大规模洗钱及套汇上百亿元人民币,尽管黄光裕对此明确否认:“国美如果非法经营肯定活不到现在。”但是,他并不能完全摘清在这方面的嫌疑。2006年,有关部门调查黄光裕兄弟时,发现有近4亿元左右的资金被黄光裕转移到境外,而这些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转出去的,里面是否牵扯到洗钱,到目前为止有关部门都没有明确的结论。一个关键的因素是,黄光裕手下近百个工具公司之间大量而复杂的账目掩盖了这条洗钱的路径,因此要查处黄光裕的洗钱罪名非常有难度。

  更为夸张的传闻说,黄光裕经常去澳门赌钱,2007年曾经在澳门输掉了10多个亿给何鸿燊,因为黄光裕赖账,何鸿燊一怒之下向国家高层领导反映了黄光裕的问题,导致有关部门对黄光裕采取了果断的羁押措施。但这一消息无法得到确认。

  黄氏兄弟还涉嫌一些黑社会犯罪活动。无论在国美电器地盘扩张与竞争中,还是在鹏润地产拆迁过程中,均大规模地使用了黑社会手段,包括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及“仙人跳”(让姿色不错的女子勾引单身或落单的男性,将其引入房间准备“办事”之时,突然踹开房门,冲入一堆自称是女方的丈夫、兄长或是父亲的人,将男方当场抓住,并逼迫他签下巨额赔偿金,若有不从,立即拳脚相向,拿不到所谓的遮羞费誓不罢休)等方式。但黄光裕一直对此否认。不过,鹏润地产曾经动用保安和黑衣人殴打小区业主却是事实,可见黄光裕在这方面并非完全清白,而黑社会的产业链里包括哪些见不得人的资产,显然除了公权机关介入,否则难以查清。

  一位香港商人称,黄光裕也曾有意进军传媒业,并曾经以150万元在香港购入一本中文月刊《红色资本家》,以图“形成自己的声音”。但黄光裕在付款后并未正式接管杂志编辑运营。而这本杂志早在2007年中就已经停刊了。

  黄光裕还曾有意与贝尔斯登建立合资公司进军PE领域,当时拟定的投资金额为5亿美元,双方各出资50%。分工大致是由熟悉中国市场的鹏润投资负责项目选择,贝尔斯登则利用其融资结构设计、国际市场经验、管理团队等优势进行运作。黄光裕称基金投资将面向那些已经成熟、具有投资价值的零售企业和行业,如医药连锁、百货、电视购物等。与贝尔斯登的合作主要由黄光裕的老婆杜鹃负责。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贝尔斯登便出现危机,此事不了了之。

  而后,黄光裕酝酿联合美国医药零售巨头沃尔格林(Walgreen)投资药妆连锁门店。沃尔格林(Walgreen)是年销售额422亿美元,单店年销售额850万美元,连锁门店接近5000家的医药连锁巨头。如果黄光裕果真凭借资本的力量涉足类似于药妆产业的领域,将导致各行业竞争格局发生变化。


系统分类: 杂谈  个人分类: 反腐治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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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裕案层层剥开,哪些高官盼黄光裕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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